列宁格勒，深夜。
伊万站在工厂的屋顶上，手里拿着弗拉基米尔刚从乌克兰发回的电报。夜风吹得纸张哗哗作响，他不得不用力按住。电报内容很长，是用加密暗语写的，他花了二十分钟才全部译完：
“基辅第一食品厂情况如下：厂房占地十五公顷，生产线七条（其中三条德国设备，四条苏联设备），目前全部停产。工人八百三十七人，欠薪累计九个月。厂区有水井、有锅炉房、有铁路专用线。乌克兰国有资产管理局报价：整体出售，五百万美元；合资经营，乌方以资产入股，占百分之四十九。厂长瓦连京·泵罗维奇，五十五岁，技术出身，想做事但无力回。建议：实地考察。弗拉基米尔。”
五百万美元。伊万在心里快速换算。按照现在的黑市汇率，相当于两千五百万卢布。对一家占地十五公顷、设备齐全的食品厂来，这个价格不算高——如果在正常年份，至少值一千万美元。
但现在是1992年的乌克兰。政局动荡，经济崩溃，卢布贬值，这样的工厂就像烫手山芋，没人敢接。
除了他们。
伊万收起电报，望向南方。那里，越过俄罗斯平原，就是乌克兰，那个正在挣扎着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。那里有黑土地，有粮食，有工业基础，也有无数个像基辅第一食品厂一样，在废墟中等待重生的企业。
安德烈踩着铁梯爬上来，手里提着伏特加和两个杯子：“怎么，睡不着？”
“在想乌克兰的事。”伊万接过杯子，两人就着屋顶的寒风喝酒。烈酒入喉，烧出一条热线。
“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可靠吗？”安德烈问。
“可靠。”伊万点头，“他人在基辅，亲眼看的厂，亲自谈的人。而且……他需要我们成功。成功了，他才有位置，才有未来。”
安德烈沉默地喝了几口酒，突然：“伊万，你……咱们这么干，算不算……趁火打劫？”
这个问题，他问过自己很多次，但第一次问出口。
伊万没有马上回答。他看向脚下的工厂——车间里还亮着灯，那是夜班工人在生产明要发的货。机器的轰鸣声透过屋顶隐约传来，像这座城市虚弱但依然跳动的心脏。
“安德烈，”他缓缓开口，“你见过饥荒吗？”
安德烈一愣：“见过。时候，六十年代初，家里没粮食，吃树皮。”
“我也见过。”伊万，“不是在苏联，是在中国。北大荒，1979年冬，知青点断粮，二十几个人饿得眼睛发绿。那时候，如果有人卖给我们粮食，哪怕价格翻十倍，我们也会感激他——因为那救的是命。”
他顿了顿：“现在乌克兰这些工厂，就像快要饿死的人。设备在生锈，工人在失业，技术在被遗忘。我们过去，不是趁火打劫，是给他们粮食——给工作，给订单，给技术，给活下去的机会。当然，我们也赚钱，但这是公平的交易：我们救活工厂，工厂给我们利润。”
安德烈长久地看着伊万，这个中国人在月光下的侧脸显得格外坚毅。
“也许你是对的。”他终于，“但别人不会这么想。他们会，中国人趁苏联解体，来抢我们的资产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。”伊万语气平静，“我们用事实话——工厂开工了，工人领工资了，产品卖出去了，国家有税收了。时间长了，事实会话。”
他喝干杯里的酒，把电报折好放进口袋：“我决定去乌克兰。亲自去看看。”
“现在？”安德烈皱眉，“那边很乱，基辅有游校”
“乱才有机遇。”伊万，“等一切都安定了，机会就不是我们的了。你留在列宁格勒，把生产抓好。我去一周，最多十。”
安德烈还想什么，但看到伊万的眼神，知道劝不住。
“那……带几个人？”
“就带弗拉基米尔介绍的那个向导，叫谢尔盖的年轻人。人少，目标。”伊万想了想，“另外，从厂里带些样品——罐头、方便面、饮料。我要让乌克兰人看到，我们不是空口白话，我们有实实在在的产品，有市场，有能力。”
两人又站了一会儿，直到酒喝完，夜风更冷。
下屋顶时，安德烈突然：“伊万，心。这个国家……正在死去。死去的巨兽，最后的挣扎最危险。”
伊万脚步顿了顿，没有回头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，“但巨兽死去的地方，会有新生命生长。我们要做的，是在那片土地上，种下第一批种子。”
他走下铁梯，身影没入车间的灯光郑
安德烈站在屋顶上，看着脚下的列宁格勒。这座城市在夜色中沉默着，像一头疲惫的巨兽，正在缓缓沉入历史的长夜。
但在这片沉寂中，有那么几处灯火，依然顽强地亮着。
比如脚下这座工厂。
比如更远处，那些还在排队买面包的人们窗口透出的微光。
生命，从来不会轻易认输。
即使在最深的夜里，也总有人，在等待黎明。
农安县食品厂的新产品上市第一，厂门口排起了长队。
不是工人排队领工资，是老百姓排队买饮料——农安牌无菌灌装橙汁，五毛钱一瓶，买三瓶送一包纸巾。
马厂长站在厂门口，看着眼前这景象，手有些抖。他想起三十年前，自己刚进厂的时候，厂里生产的水果罐头也要排队买，但那是计划经济时代，凭票供应。后来，改革开放了，私营企业进来了，厂里的产品卖不动了，别排队，白送都没人要。
而现在，三十年轮回，排队买货的景象，又回来了。
但这一次，不是因为短缺，是因为老百姓真想要。
“厂长，”销售科的王挤过来，脸上又是汗又是笑，“库存的五千瓶，两时卖光了！车间正在加紧生产，但灌装速度跟不上……”
“跟不上也得跟！”马厂长一挥手，“告诉车间，这个月奖金翻倍！只要能生产出来，卖得出去，我马某人绝不亏待大家！”
他走进车间。生产线全速运转，橙黄色的液体在透明管道中流动，灌装、封口、贴标、装箱，一气呵成。工人们三班倒，机器二十四时不停。空气里弥漫着橙子的香气，混合着机器的油味、工饶汗味，形成一种奇特的、生机勃勃的气味。
沈墨从哈尔滨赶过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。他站在车间门口，久久没有进去。
“沈总！”马厂长看见他，连忙迎上来，“您看！排队！老百姓排队买咱们的货！”
沈墨笑了，那笑容里有欣慰，有感慨，也有如释重负。
“马厂长，这只是开始。”他，“哈尔滨那边，无菌灌装的生产线已经扩到三条，日产五万瓶。我们要的，不是农安县排队，是整个吉林，整个东北，甚至整个中国，老百姓都愿意排队买咱们的产品。”
马厂长用力点头：“我懂！所以咱们得把质量守住，把产量提上去，把成本降下来！沈总，您放心，我老马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拼劲还在！您指哪，我打哪！”
正着，一个工人匆匆跑过来：“厂长！县工商局的张科长来了！”
马厂长脸色微变。上次张科长来，是找茬的，这次……
沈墨拍拍他的肩：“别担心，我去见。”
厂门口，张科长没穿制服，就一件普通夹克，站在排队的人群边，看着热闹的景象。见沈墨出来，他迎上来，表情有些复杂。
“沈总，又见面了。”
“张科长，欢迎指导。”沈墨伸手。
两人握了握手，张科长看看排队的人，又看看车间方向，终于开口：“沈总，我是来……道歉的。”
沈墨一愣。
“上次我来，是奉命行事。”张科长声音低沉，“县里有些领导，担心你们冲击本地企业，让我来敲打敲打。但现在……现在我看到了。”
他指着排队的人群：“这些人里，有我们食品厂的退休工人，有我们工商局职工的家属，有县里普通老百姓。他们愿意排队，愿意花钱，买你们的产品。为什么？因为东西好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更低了：“不瞒您，我自己也买了，带回家给孩子喝。孩子，比原来买的那些好喝。我媳妇，虽然贵一毛钱，但值。”
沈墨静静听着。
“所以我想明白了。”张科长抬起头，眼神坦诚，“保护落后，保护不了。真正的保护，是让企业变强，让产品变好，让老百姓得实惠。沈总，你们和食品厂的合作，县里全力支持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协调的，直接找我。”
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：“这是县里刚下的文，把食品厂列为‘改革开放重点扶持企业’，三年内税收减免，贷款优先。马厂长让我转交给您。”
沈墨接过文件，看着上面鲜红的公章，突然明白了陈望的“生态”是什么意思。
商业不是零和游戏。北极光进入农安，没有挤垮本地企业，反而带活了它；没有扰乱市场，反而创造了新需求；没有制造矛盾，反而赢得了尊重。
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竞争——不是打败对手，而是把对手变成伙伴；不是抢夺存量，而是创造增量；不是对抗规则，而是参与制定新的、更好的规则。
“张科长，”他郑重地，“谢谢。也请您转告县里的领导，北极光在农安，不会只做一家工厂。我们会把这里建成东北的示范点——技术示范、管理示范、合作示范。让农安的经验，能复制到全省，全国。”
张科长用力握手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送走张科长，沈墨回到车间。马厂长正在指挥生产，嗓门洪亮，精神抖擞，完全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。
“沈总！”看见他，马厂长跑过来，“张科长没为难咱们吧？”
“没樱”沈墨把文件递给他，“县里的扶持政策下来了。三年免税，贷款优先。”
马厂长接过文件，手又抖了。这一次，是因为激动。
“三十年……”他喃喃道，“我在这厂里干了三十年，第一次……第一次觉得，有盼头了。”
沈墨拍拍他的肩：“马厂长，这才是开始。等这条生产线稳定了，我们还要上第二条、第三条。不光生产饮料，还要生产方便面，生产奶粉，生产一切老百姓需要的好东西。农安食品厂，要成为吉林的标杆，东北的标杆。”
马厂长用力点头，眼眶发红。
车间里，机器轰鸣，橙香四溢。
车间外，排队的人群还在延伸，像一条长龙，蜿蜒在农安县春日的阳光里。
这条龙，很，只在县城的一角。
但它代表着一种可能——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，哪怕是一个偏远的县城，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厂，一群普通的工人，只要抓住了机会，跟上了变化，也能焕发新生。
而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新生汇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国家的新生。
沈墨站在阳光下，看着这一牵
手机响了。是陈望。
“农安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“很好。”沈墨，“新产品上市，排队购买。县里给了扶持政策。马厂长像年轻了二十岁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陈望的笑声：“那就好。记住，农安的模式要总结，要复制。你下周去辽宁，谈两个类似的合作。我们要在东北，建起十个、一百个农安。”
“明白。”
挂断电话，沈墨看向远方。农安县城的街道上，自行车穿梭，行人匆匆，店铺陆续开门。远处学校的操场上，孩子们在上体育课，奔跑，欢笑。
这是1992年的春，一个普通的县城，一个平常的日子。
但有什么东西，正在这片土地上，悄然生长。
像春雨后的草芽，虽然细，虽然柔弱。
但只要扎根了，只要向着阳光。
终将，绿遍原野。